自1959年日本近藤昭男发明PAN基碳纤维制备技术以来，全球碳纤维产业发展了63年，中国的碳纤维发展几乎与海外同步，但发展过程一波三折，长期落后海外，直到最近3年产业快速崛起。本文尝试梳理中国碳纤维的产业发展史，记录为产业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伟大的人物和企业。
1962年开始，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的李仍元先生和沈阳金属研究所的张名大先生先后开始了碳纤维的基础研究；到70年代初，基于国防需要，国内中科院化学所、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化工部吉林化工研究院等多家研究机构都投入了对碳纤维的研发，原丝最先取得突破。1972年，化工部吉林化工研究院成功使用硝酸一步法研制PAN基碳纤维原丝， 年产3吨，交付给下游的山西燃化所进行下一步预氧化和碳化试验。1975年，上海合纤所用硫氰酸钠法制得2吨原丝，交付给上海碳素厂制备碳纤维。但1966-1976的十年文革期间，实际研发被严重拖累，1975年，文革被迫害6年之久的张爱萍将军首次复出担任国防科委主任，狠抓国防尖端武器装备研制，当年11月召开专题会议部署了碳纤维10年发展规划，国家计委出500万启动资金（1975年人均GDP仅267元人民币），20多家科研单位和企业参与，包括负责原丝的吉林化纤工业研究院、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负责碳丝研发的吉林、上海、兰州、抚顺4家碳素厂、山西煤化所等。从1975年到1981年，中国各部委合计投入2600万元，建成PAN基原丝产能50吨/年，碳丝1.5-2吨/年。
国内动荡之际，海外碳纤维产业的发展却一日千里：1970年，日本东丽收购了本土先驱东海碳素和日本碳素的专利，次年，T300诞生，碳纤维的中试线月产能达到1吨；1974年，随着体育市场的爆发，东丽的月产量达到13吨；而中国百吨级T300产线的诞生则是30年以后的事了。到70年代末，东丽碳纤维又介入了民航产业，开辟了第二个蓝海市场。
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思潮风行，大量国防项目下马，碳纤维也受波及。1984-1985年，国防科委承诺给予资金支持引进海外先进技术。但因“巴黎统筹条约”的限制，中国难以获得全球主流的碳纤维生产和设备厂商的技术，只有英国RK公司愿意转让技术。此时因为罗罗公司的失败，英国的碳纤维产业已经衰落，中国能买的也只有二次甩卖的落后技术。1986年，吉林化学工业以450万美元购买了RK的年产能100吨（12K）的氧化和碳化设备，以当时的购买力计算相当于今天的20亿人民币，到1990年氧化炉尚可，炭化炉始终开不顺。到90年代，北化和北航研究所又出资56万美元委托RK制造了10吨级（12K）碳化线和中试线，同样效果不理想。自此，碳纤维技术的引入基本宣告失败，大部分的研发机构也在九十年代停止了项目研发，包括吉林化工研究院自主研发的一步硝酸法也在1998年停止生产。
这期间，随着全球体育和民航需求的增长，日本东丽1985年产量达到5000吨以上，1988年更是突破了1万吨；九十年代东丽更高等级的高强中模T800S成功成为A380的主要承力件，为2010年以后东丽彻底成为全球碳纤维的霸主奠定了基础。整个八九十年代，国内和海外碳纤维的技术和产业化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了。
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使得碳纤维问题成为烫手山芋，大多数技术性官僚唯恐避之不及，到九十年代末，碳纤维的发展彻底陷入停滞，无人再提。
2000年初，中国“材料科学之父”师昌绪院士注意到了碳纤维，彼时已是80高龄的他咨询了基金委材料科学部原常务副主任李克健后，邀请相关部委组织了两次研讨会，并主动担任了碳纤维技术顾问和监督。2001年春，师昌绪给江泽民主席写了一份《关于加快高性能碳纤维的请示报告》，信中提到“我国国防科技存在两个隐患，一是微电子芯片落后，一是高性能碳纤维生产不能立足国内……碳纤维是先进歼击机和导弹所必须的复合材料重要组成部分。” 这封信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当年10月，科技部在863项目中专门增设了1亿元的碳纤维专项（304专项），由中科院化学所副所长徐坚出任组长。在实施过程中，师先生吸取以前各自为政、重复研发的教训，定了两条规矩：第一，统一领导，不管是哪个单位的，谁拿专项的钱，谁就归专项领导小组管；第二，公平竞争，专项领导小组派人到申报单位现场取样，第三方单位统一测试。数据出来后，客观评比，优胜劣汰。技术层面，也确定了以全球主流的聚丙烯腈碳纤维原丝作为突破口。至此，资金来源、领导方针、竞争制度、技术路线均确定下来，师老亲自打造的这套赛马机制，为后面挖掘黑马光威做了准备。
（注：2014年11月10日，师昌绪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6岁；2022年11月30日，江泽民主席因病在沪逝世，享年96岁）
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腾飞，国内碳纤维市场也快速增长，国内掀起了碳纤维投资热，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介入碳纤维产业，相关碳纤维研究机构也大规模转让技术，如吉林化学（后中石油吉化公司）、北京化工大学、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山东大学、东华大学等；通过十多年的发展，国内涌现出了一大批明星企业：光威、神鹰、恒神、康得新等。然而碳纤维毕竟作为一个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的行业，行业过度投资的弊端很快在2010年后期体现出来：量产、质量、成本、定价……每一步都可以让企业折戟，行业出现泰先、中恒、中安信等企业破产案例，投资意愿也大幅度下滑。
同期，自80年代开始介入航空航天产业的东丽，终于在2010年以后开始进入收获期：波音和空客的代表机型B787、A350的碳纤维复材使用比例均超过50%，产量也大幅度增加，东丽作为核心供应商，其碳纤维业务的营收规模从2010年的4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2亿美元，一举成为全球第一碳纤维巨头。30年以上的跨周期研发投入，奠定了东丽今日的产业地位。
1.4、2020s 新能源浪潮，碳纤维二十年不遇的产业机遇来临！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爆发下，全球碳纤维产业链供需两端受创，行业景气度跌到谷底。但下半年经济逐步恢复，工业品需求大幅度回升，特别是在风光氢为代表的新能源需求带动下，碳纤维一货难求，T300-24K的价格从2020年上半年的10万元/吨上涨到2022年11月底的13.5万元/吨，T700-12K更是从13万元/吨上涨到23万元/吨。以吉林化纤、中复神鹰为代表的民用碳纤维企业，盈利快速增长同时借此良机大幅度扩产；预计到2023年吉林化纤产能规模接近6万吨，中复神鹰则接近3万吨，仅仅3年时间两者的产能规模就与全球碳纤维老大东丽并驾齐驱，成长速度惊人。回望过去六十年的艰难探索，中国的碳纤维企业，就这么崛起了？
实际上，自2017年至今，国内碳纤维市场一直保持了25%以上的增速，只是彼时中国市场只占全球30%左右，还不足以左右全球产业景气度，而到2020年以后国内市场已经占到全球的半壁江山，且主要的增量均来自中国。虽然东丽、卓尔泰克等外资长期对中国市场倾销，碳纤维的价格长期低迷，但中国的强劲内需孕育了国内碳纤维产业的壮大机遇，吉林化纤（国兴）、中复神鹰等代表性企业在2017-2020年持续地研发投入和扩产，技术上一日千里。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资本开支的冲击下，这些黑马企业崭露头角，加速了国产替代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自2000年开始，在江泽民主席的支持和师昌绪院士的呼吁下，中国碳纤维产业经过整整二十年的发展和反复洗牌，沉淀出一大批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以及相对完备的产业链。今天依然站在擂台上、能被投资者注意到的企业，无一不是经历了十年以上的探索和沉浮。这两三年高成长的背后，是十多年甚至二十年的捶打和历练。碳纤维产业，只有老兵，没有新手。
2.1、光威复材（300699）：中国碳纤维产业先驱
光威集团的创始人陈光威先生1942年出生于山东威海，曾在田村镇王家钦村担任大队长、村支书、镇工办副主任。陈光威于1987年接手濒临破产的镇办企业——威海石化科研器材厂，从此走上创业之路。1989年光威开发鱼竿渔具，90年代末鱼竿业务做到全球第一；1998年又将产业链向上游延伸，建设了国内首条宽幅预浸料生产线。为了彻底改变上游碳纤维受制于外资的困境，2002年陈光威聘请了前吉林石化研究院的总工陈光大，正式进军碳纤维产业，通过夜以继日地攻坚克难，一年后就做出了高强型碳纤维样品。
同期，科技部成立了碳纤维863专项，公平竞争、一切以产品质量说话，光威的产品因优异的性能引起了师昌绪院士的关注。在师老的支持下，2004年，光威以产品硬实力入围863，正式进入“国家队”；2005年光威完成了国内首条10吨级碳纤维工程化生产线，顺利完成国家863项目。2007年，光威的130吨原丝/50吨碳化年生产线通过了验收评审，正式“参军”。
研发成功的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资金和精力投入，自2002年到2017年公司上市，陈光威为碳纤维项目前后投入接近40亿（不包括国家经费），不仅每年钓具业务的利润都投入项目，陈光威抵押了个人全部家产给银行，公司一度因为资金链紧张接近破产边缘。如果仅仅考虑财务回报，陈光威的投入并不值得，到2017上市时，光威的利润才两亿元，上市至今的利润总和不过22亿。但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发展，0到1那一步总需要伟大的企业家和投资家以宗教般信仰和热诚超越常规的利益观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方有后来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登高望远。
2017年4月，陈光威先生因劳累过度病逝。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民族之光，当之无愧。
2.2、中简科技（300777）：学者转型企业家，军用碳纤维的后起之秀
中简的创始人杨永岗先生，出生于1967年4月，1989-2015年在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工作学习，师从已故国内知名碳纤维专家贺福，曾任山西煤化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炭材料重点实验室副主任。2008年，杨永岗作为碳纤维技术专家南下常州创业，团队初始成员几乎都来自山西煤化所。创业早期，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初创团队出让了大部分股权，到2015年股份公司成立后团队持股仅30%。
2008-2013年，中简科技几乎没有量产，5年时间一直在研究如何让碳纤维产品保持稳定。2013年，中简终于实现T700级碳纤维在航空航天领域的稳定供货，打破了日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到2019年上市时，中简科技的ZT7(T700级以上)产线规模达到70吨/年，2021年达到120吨/年，并且年底投放了330吨/年的ZT7（3K） 新线，预计2023-2024年新投产线规模到千吨以上（ZT7-12K）。在军用碳纤维领域，中简作为后来者和光威形成了双龙头的产业格局。
2.3、恒神股份（832397）：也曾壮志未酬，有望拨云见日
恒神成立于2007年，已故创始人钱云宝先生出生于1957年，江苏镇江丹阳人，90年代创业先后从事信息记录纸和银行卡等业务，并成立了恒宝股份（002104），后者于2007年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同年，在碳纤维投资热潮下，钱云宝成立了恒神。
和其他碳纤维企业不同，恒神在成立之初就定了“全产业链”的战略：从碳纤维到下游的预浸料、复材全部介入生产。这种战略的出发点，在于恒神立志碳纤维应用解决方案的提供商，而非单纯的材料厂商。完整的解决方案应包括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结构设计、工艺设计、原材料选配、产品测试等几个方面，碳纤维材料只是其中之一。换句话说，恒神想挑战的不仅是碳纤维的生产，而是产业标准。全产业链对恒神的技术要求更加苛刻：碳纤维、树脂、上浆剂、成型工艺、结构设计，任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否则前功尽弃。
要实现这个战略就必须匹配大量的资金，自2007年成立不到2015年新三板挂牌前，不到10年恒神累计投入40多亿资金，大部分投在基建和先进设备购买上。钱云宝为筹建资金卖掉了恒宝大部分股份，还抵押了全家包括儿子钱京在内两代人的所有家产，用于银行贷款。恒神也顺利完成千吨线、预浸料、树脂、复合材料等产线的建设，2016年航天508所的神舟十一号上天，其太阳翼板采用的就是恒神的碳纤维。然而，财务压力始终伴随恒神，2014-2017年，恒神的收入1.12亿增长到2.04亿，亏损却持续扩大，2017年亏损额达到3.3亿元。更不幸的是，2017年4月钱云宝先生因劳累过度病逝。
父亲去世后，其子80后少帅钱京接班。恒神的发力方向从航空航天产业扩大到工业领域，2018年1月，恒神与中车长客研制出全世界首辆全碳纤维复合材料地铁车体，车体结构采用复合材料制造前沿技术热压罐、拉挤、OOA液体成型等工艺，首次实现从外部的次承力件到主承力件的全复合材料化应用。2018年末，因资金压力，恒神引入陕煤，后者注资15亿成为恒神第一大股东。度过2018年的危机后，恒神的的经营业绩逐年好转，收入从2018年的1.7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5.4亿元，净利润从-2.3亿元减亏到-0.98亿元，资产负债率也从70%以上下降到30%以内。2021年随着碳纤维景气度的上升，恒神终于扭亏，公告其全年业绩1.31~1.6亿元。创业15载的负重前行，终于看到了曙光。
2.4、康得新（002450，已退市）：影响力最大、最值得复盘的失败案例
康得新的创始人钟玉，生于1950年，祖籍山东荣城，从小在计委大院长大，“老三届”人，经历颇丰：上山下乡、当兵做工人、读大学和研究生、科研经商。1976年，钟玉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了航空部125曙光电机厂微电研究所，28岁毛遂自荐任战斗机主发电机的主管设计师，因研发贡献突出，34岁被破格提升为副所长。1988年，38岁的钟玉已升至航空部125厂厂长（正局级），却辞职下海创业，为此失去了党籍。创业后钟玉先后从事过电动车、工业清洁、代理进口设备、房地产以及预涂膜（康得新上市时的主业）。从履历便知其人能力出众、胆气过人，敢跨界、敢承担风险，这种性格能成其辉煌——钟玉事业巅峰期被称为“新材料界的任正非”，也最终令其折戟于碳纤维、锒铛入狱。
2010年康得新以预涂膜业务上市，次年毛利率受行业景气度影响下滑，随即2012年康得新定增16亿进入市场空间更大的光学膜，到2013年收入达到32亿，利润6.6亿，收入利润是上市时的6倍以上。转型成功给了康得新发力碳纤维产业的野心：2013年，康得新大股东康得集团旗下的中安信在河北廊坊投资50亿生产5100吨碳纤维产线，一期1700吨于2016年投产；2016年康得复材在廊坊投资28.5亿，从事汽车用碳纤维部件的生产；2017年在山东荣成成立康得碳谷，规划投资500亿。
应用端看，康得集团重点发力两个碳纤维下游领域：航空航天和汽车。钟玉本身是航空部出身， 2017年又挖了中航复材前董事长做康得复材总裁，瞄准航空航天市场是顺理成章。汽车方面，2013年宝马和西格里合资成立西格里汽车碳纤维公司，业界普遍认为汽车有望成为下一个碳纤维的大赛道。按照全球9000万辆的汽车产量，单车50kg计算，整个碳纤维的潜在应用市场规模接近450万吨，而当时全球碳纤维的用量还不到10万吨，市场的潜力惊人。2016年以后又出现了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的需求，北汽、蔚来、宝马、奔驰等也和康得复材签订了合作协议。这些战略规划在当时看未必错误，毕竟谁也无法预料宝马和西格里的蜜月只维持了4年；时至今日，康得复材当年积累的技术和人才依然有望在他处开花结果。
真正让康得集团出问题的地方在于急功近利。碳纤维毕竟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上游得面临外资的竞争挤压、下游还要做创新和时间赛跑，光威、中简、恒神、神鹰、吉化这些还在擂台上的选手，无一不是经历高投入、长期亏损、十年以上的坚持，然后再加点运气才活下来。康得集团从2013年介入碳纤维到2019年初暴雷也不过五六年时间，技术方向选择了最难的碳纤维-复材的全产业链，即便有上百亿的投入，短期难以有经营回报实在是太正常了，能用资本攻破的产业谈不上有壁垒，高技术壁垒产业外围总是尸横遍野。盲目投资下，碳纤维业务成为不折不扣的资金黑洞，最终彻底吞噬了钟玉和他的康得集团。2019年12月，钟玉入狱；2021年4月，康得新退市。
2.5、中复神鹰（688295）：十年磨一剑，终有腾飞时
中复神鹰的创始人张国良，出生于1956年9月，湖北黄冈人，1982年自武汉理工机械专业毕业，被分配到连云港纺织机械厂工作。1992年纺机厂濒临倒闭，张国良临危受命担任厂长，通过技术创新摆脱了困境。2001年纺机厂改制成功更名“鹰游集团”。2005年张国良注意到：碳纤维是国家急缺的战略物资，而且生产原理和腈纶很类似，自己多年的纺织机械设备经验可以派上用场。2006年鹰游集团在连云港投资成立神鹰新材料，创业次年中国建材增资入股占比45%， 后者2010年、2014年又两度增资完成控股，中国建材的入股给了张国良雄厚的资金支持，使他更敢于着眼长期。
神鹰的工程化能力强，战略风格的特点是“敢为天下先”：2009年湿纺T300千吨线投产，这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规模化产线，但很快就换了技术赛道主攻干喷湿纺，2013年干喷湿纺T700千吨线投产，彼时中国碳纤维民用需求不足万吨，其中T700也就2000吨，基本被外资占据；2017年又更进一步做出千吨级T800，一个更小的市场；2019年，彼时康得新刚刚暴雷，碳纤维行情极差行业普遍亏损，神鹰却在西宁开启了万吨线建设，是其连云港产能的3倍，业内普遍看不懂。直到2020年，碳纤维迎来二十年未见的高景气，神鹰量价齐升、盈利猛增，2021年的销售规模做到11.7亿，利润2.8亿，产能9500吨，收入、产能同比2019年翻了3倍，利润翻了快10倍。
神鹰的投资决策，以短期三五年内的经营视角是完全看不懂的，以十年以上的周期看：其市场开拓瞄准的是碳纤维产业的皇冠：大飞机，技术发展对标的是全球霸主东丽；为此，短期的盈利并非神鹰的考虑。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可靠的金主和对技术有信仰的团队，缺一不可。自2007年入股到上市之前，中建材为神鹰注资近20亿，神鹰的高管团队也大多技术背景。2022年4月6日，中复神鹰在科创板上市，募资29.33亿。十年磨一剑，终于熬过了漫漫长夜。
2.5、吉林化纤（000420）+吉林碳谷（836077）：行业黑马！大丝束碳纤维龙头，中国卓尔泰克
吉林化纤集团的董事长宋德武，出生于1971年5月，1995年毕业于吉林化工学院有机化学专业，毕业后入职吉化从基层车间技术员做起，先后取得国家专利17项，后转管理岗，到2013年正式掌舵吉林化纤集团。彼时集团公司惨淡经营、入不敷出、资金短缺，所辖A股公司也濒临退市。宋德武上任后狠抓融资和技术，通过资本市场两年内融到25亿，大幅提高主业产品技术和质量，2015年又将吉林碳谷送上新三板融资7000万，为后来碳纤维产业的发展打了基础。在宋德武的努力下，集团公司经营显著好转，其上任当年上市公司亏损3.9个亿，次年即实现扭亏，并在接下4年业绩持续增长。
从小丝束转向大丝束。碳纤维的市场潜力远高于传统主业，且原丝的工艺原理和腈纶类似，宋德武决心发展碳纤维业务。吉林碳谷早期产品以12K以下的小丝束原丝为主，然而小丝束市场规模小，且下游厂商大多自配原丝，市场格局难以打开。2016年，集团与浙江精功合作，在吉林建立碳纤维生产基地，重点发力24K以上的大丝束研发，2017、2018年大丝束产品完成定型，次年吉林碳谷业绩腾飞。同期，借原丝之力，吉化集团介入下游碳纤维生产，2018、2021年上市公司两次收购吉林精功（现吉林宝旌）合计49%股权，2020年国兴新材料又受让江城碳纤维（现国兴碳纤维）100%股权，2022年上市公司又启动定增募投下游复材项目。至此，“吉化系”已经完成 “原丝+碳丝+复材”的完整产业布局。
黑马的成因。2020年之前，“吉化系”（代指吉林化纤和吉林碳谷）在江湖寂寂无名，两年不到，业内突然发现，吉化系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碳纤维厂商：原丝产能6万吨、碳纤维产能2万吨，“十四五”期间要分别扩到20万吨和10万吨，而全球大丝束龙头卓尔泰克产能规模也就是3万吨而已。
吉化这批黑马是怎么出现的？回看其发展历程，答案依然是持续技术和资本的投入。2020年以前，国内民用碳纤维市场虽有增长但一直是有量无价，国内厂商惨淡经营、全行业亏损，与外资差距巨大。于是大多数厂商倾向发展盈利水平较高的3-12K小丝束，对24K以上的大丝束的技术投入并不够，因此国内大丝束的发展一直是滞后的，特别是原丝工艺和规模化的碳纤维生产。而吉化却依托强大的腈纶工业，从小丝束出发打通了大丝束原丝工艺，又和浙江精功合作掌握了氧化、碳化技术，前后的研发投入超过十年。最终风口来临，大鹏展翅九万里，一举做大。海外也有类似案例，全球碳纤维八强之一土耳其阿克萨公司，同样是依托腈纶工业先后发展原丝和碳丝，在业内有了一席之地。黑马的出现并没有违逆产业规律。
2.6、精功科技（002006）：群雄争霸，设备先行
设备曾经是中国碳纤维产业最大的拦路虎，特别是从原丝到碳化的一系列设备：氧化炉、碳化炉、表面处理、上浆机、卷绕机、焚烧炉等。碳纤维工艺流程多、技术迭代快，碳纤维的历次产业革命往往伴随设备的大幅度升级。在2020年之前，全球碳纤维设备供应商以美国、德国为主，中国企业想采购设备只能进口，费用高昂不说，还要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国际最先进的设备对中国禁运，只能买到技术滞后的设备或二手设备；二是试生产环节中的设备调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碳纤维生产环节多，工艺调试本身难度就大，而不同环节的设备又来自于不同的厂商，调试周期长、难度大。特别是对于首次介入碳纤维生产的企业，单条生产线的设备投资额就不低于2.5亿元，调试失败相当于投资打水漂，即便调试成功能够试生产，还有开工率和成本的挑战，碳纤维是少数折旧和能耗同时具备规模效应的行业，开工率相差10%，成本差距就是5000元以上，在行业低迷期，五千元的成本差距几乎可以决定企业的生死。因此，设备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了本土企业和外资间的成本劣势，后者的碳纤维售价长期低于中国本土企业的生产成本。外资倾销之下，中国虽然是全球碳纤维增速最快的市场，但产品价格低迷，国内企业长期亏损。究其原因，逐鹿中原，必须设备先行。
2013年，精功科技成立碳纤维事业部，从事碳纤维设备的进口和国产化，2015年首套进口碳纤维成套设备交付给集团旗下的浙江精功（现“浙江宝旌”），2016年在浙江和吉林省政府牵头下，浙江精功北上成立吉林精功（现“吉林宝旌”），与吉林化纤集团合力攻关大丝束，吉林碳谷出原丝、吉林精功出碳丝、精功科技出设备。苦心经营之下，2020年精功首条千吨级碳纤维生产线国产化，核心设备和零部件全部自给，恰逢行业蒸蒸日上，捧出了大丝束的黑马吉林化纤，也一举奠定了精功科技在碳纤维设备江湖的“一哥”地位。2020年年底底，浙江精功被宝武收购更名，精功科技则正式成为国内唯一的的独立碳纤维设备厂商，提供全套设备和调试开车的一条龙服务。自此，国内大丝束碳纤维投资门槛大幅度降低，单条生产线的设备投资额从3亿元以上下降到1.6-1.8亿元，购买精功设备的厂商也无需担心设备调试失败。中国本土的碳纤维产能扩张再次加速，据统计，目前国内已披露的碳纤维扩产规划就有15万吨以上，对应设备需求百亿市场。
2021年，精功科技完成6条生产线的交付，并一口气签署了10条碳纤维产线的合同。公司2021年收入17.3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碳纤维业务收入7.5亿元贡献的主要的业绩增量，公司当年净利润1.1亿元，2022年前三季度精功科技实现利润1.6亿元，同比增长88%。
回顾过去六十载，碳纤维产业之路虽然艰辛，关键时刻却不乏英雄人物，以一己之力担起产业兴衰重任。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希望以此文让更多投资者了解到中国碳纤维产业的发展历史，铭记那些为产业兴盛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英雄。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艾邦复合材料网）：中国碳纤维往事：风云六十载
